原文作者 方可成
央视记者芮成钢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抢问”奥巴马的事件真是一段绝佳的新闻教学案例。
如果我是新闻采访写作课的老师，我会在课堂上播放这段视频。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讨论的是：芮成钢的行为是体现了记者善于抓住机会的职业精神，还是有悖规则的不礼貌之举？他的提问方式和语言组织中又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但从讨论中可以形成部分共识，激发彼此的思维。
如果我是媒介素养课的老师，面对的是来自各种不同专业的学生，我仍然会播放芮成钢提问奥巴马的视频。不过，我不再关心提问技巧和职业伦理，我想讨论的是对报道的报道，即媒体是如何报道芮成钢提问奥巴马一事的。
事实上，关于此事件，至少有3段视频值得关注。
第一段视频来自CCTV2。在这段视频中，芮成钢与奥巴马谈笑风生，场面十分融洽。前者表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并称自己可以代表亚洲，奥巴马给予充分肯定并幽默地赞其英语说得好，接着便是提问和回答。
第二段视频来自凤凰卫视。这段视频的气氛很尴尬，看起来，奥巴马希望韩国记者提问，但芮成钢鲁莽地起身要求代表韩国记者，代表全亚洲。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奥巴马不得不妥协。
这两段视频所讲述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在CCTV2的视频中，芮成钢才华横溢，举止自信，风度翩翩；在凤凰卫视的视频中，芮成钢不守规则，咄咄逼人，行为可笑。
但它们都不是真相。从完整版视频中我们可以发现，CCTV2无疑剪掉了奥巴马坚持希望韩国记者提问的段落，重现的现场是残缺的，但凤凰所呈现的同样不是全部事实，它剪掉了前因后果，尤其是奥巴马将机会给韩国记者但无人举手，芮成钢是唯一一位回应者的段落——而这一细节，正是判断芮成钢行为是否失当的一个关键因素。
人还是那两个人，事情还是那件事，但两家电视台的编导轻轻挥动手中的剪刀，便将事件和人物剪裁成了符合各自需求的样子，而且令普通观众浑然不觉。
这就是为什么在新闻业界和学界有“报道即遮蔽”的说法。在英语中，“cover”一词既有“采访、报道”的意思，又有“覆盖、遮蔽”的意思。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巧合，它在拷问着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当你在从事“cover”的工作时，究竟是报道了事实，还是遮蔽了它？显然，上述案例中的CCTV2和凤凰卫视编导，都在报道一部分事实的同时，遮蔽了另一部分。
好在这是一个信息来源极为丰富的时代，反遮蔽并不是一件难事。一个最简单的例证是：上述三段视频都可以在土豆网上找到，我们只需要在义愤填膺地痛骂抑或坚定狂热地力挺之前，先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想办法找到那些被遮蔽的段落，很多没有根据的判断便会不生自灭了，我们距离理性也便会更进一步。
言论自由是《08宪章》第11条。为了进一步宣传和推广《08宪章》，笔者撰写了本文，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1.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以塞亚•伯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消极自由是指不受他 人干涉的自由，只要没有他人干涉你，你就拥有消极自由，无论你是否有实践这种自由的机会和能力。而积极自由指的是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和能力及个人实现特定 目的的能力。维基百科上列举了一些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的例子，例如，你有出国度假或游过英吉利海峡的消极自由，因为没人阻止你这样做；但是 你没有这样做的积极自由，因为你买不起飞机票或者游泳游得不好。
2.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意思是说国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你可能没有行使 言论自由所需的能力和条件，但是这并不影响你拥有言论自由；聋哑人和痴呆症患者也有言论自由，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发言的能力，无法实践这一自由。言论自由是 消极自由，根据是美国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全文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 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只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国家不干涉你的言论。除此之外，言论自由不需要其他任何条 件。
3.言论自由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要求国家用创办公营媒体等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如果你不会说话或写 字，别人没有义务帮助你，好让你能够发言；如果没有媒体肯发表你的文章或者让你通过它们发言，你也不能以自己拥有言论自由为由要求别人为你提供发言的场地 和工具。无论是报刊拒绝刊登你的文章，电视台拒绝你亮相，还是BBS版主或博客的主人删除你的帖子或禁止你发言，都不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发言的 “工具”是属于他人所有的，你没有使用他人的工具发言的权利，要使用他人的工具发言，必须征得工具主人的同意，满足工具主人提出的要求。同理，政府拥有的 媒体不发表反政府言论，并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但是政府禁止私人拥有媒体则是侵犯言论自由；政府审查私人媒体的内容属于侵犯言论自由，但是私人媒体的老板决 定自己媒体的内容则不属于侵犯言论自由。
4.言论自由不是“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因为别人也有不听你说话的权利；认为人应该有“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其实就是想强迫别人听你说话。言论自由不保证你说话一定有人听。言论自由也不保证话语权平等，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话语权不平等乃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5. 关于言论自由是否会导致资本家垄断话语权。既然言论自由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要求国家用创办公营媒体等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 会，那么言论自由会不会导致话语权被资本家垄断呢？资本家拥有媒体，因此有权决定媒体的内容，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资本家拥有媒体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 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媒体要想赚钱，就必须迎合大众的口味，说他们想听的话。
6.言论自由不保证所发表的言论一定正确或符合特定的道德或审美标准。恰恰相反，如果政府规定只能发表正确和符合道德标准的言论，那么言论自由也就不存在了。错误的言论、不道德的言论和丑陋的言论都有发表的权利。
7. 言论自由不等于言论不需承担责任，相反，自由和责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国家虽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但是如果你的言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 损害，你可能需要赔偿他人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诽谤漫骂之类的言论并不是一概没有言论自由或者会受到禁止，而仅仅是在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 际损害的情况下，可能会被起诉要求赔偿。如果没有受害者起诉，或者受害者不能证明这些言论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那么即使是诽谤漫骂的言论也是有言论自由 的。而且只有诽谤漫骂具体个人的言论才可能被起诉，诽谤漫骂政府、某个组织、某种宗教或某个群体，都属于言论自由。
8.言论自由不等于别人不能反对你的言论。除了对侵犯他人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的言论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别人还可以使用各种合法手段来反对或抗议你的言论，包括报纸拒绝刊登你的文章和网站禁止你发言。
9. 言论自由总是存在边界的，即使是美国也要对存在“清楚、现实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言论加以限制。而且人们总是会对哪些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发生争议。 要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边界加以规定，既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来事前禁止，也可以通过法庭判例来事后确定，在此之外一切言论均拥有言论自由。但是国家的立法和 法庭的判例本身也有可能构成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例如中国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条款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2月25日对刘晓波先生的审判。
原文作者：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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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s，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