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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怎样练习一万小时(外一篇)

2011-01-26T21:03:00.000-08:00

原文作者：同人于野

随着畅销书《异类》的流行，“练习一万小时成天才”这个口号现在是尽人皆知。也许仍然有不少人相信那些不世出的天才必有天生的神秘能力，但科学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所有顶级高手都是练出来的。不但如此，最近几年的科学进展，人们可能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关于怎样炼成天才的统一理论。

好消息是除了某些体育项目对天生的身高和体型有特殊要求之外，神秘的天生素质并不存在，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顶级高手。早在20多年以前，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学家 Benjamin Bloom 就曾经深入考察过120名从音乐到数学多个领域内的精英人物，发现他们幼年时代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后人的研究更证明，在多个领域内，就连智商都跟一个人能不能达到专家水平没关系。

有个匈牙利心理学家很早就相信只要方法得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被训练成任何一个领域内的高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选择了一个传统上女性不擅长的项目，也就是国际象棋。结果他和妻子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都训练成了国际象棋世界大师，这就是著名的波尔加三姐妹。这个实验甚至证明哪怕你不爱好这个领域，也能被训练成这个领域的大师，因为三姐妹中的一个并不怎么喜欢国际象棋。

而坏消息是成为大师需要长时间的苦练。每天练三小时，完成一万小时需要十年时间，但这只是达到世界水平的最低要求。统计表明对音乐家而言，世界级水平要求的训练时间是十五到二十五年。但最关键的并不是练习的时间，而是练习的方法。

天才是怎样炼成的？中国传统思维比较强调一个“苦”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甚至是头悬梁锥刺股。而近代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则开始强调一个“爱”字，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强调寓教于乐，“哈佛女孩”的家长们纷纷写书，介绍自己的孩子如何一路玩进名校。

很多励志故事和流行的成功学书籍最爱强调的似乎是“顿悟”，认为一个人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没想通，他没有认识到真正的自己！好像一旦一个人顿悟到了真正的自己，他就会非常简单地在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领域成为天才人物。一个销售员可能认为真正的自己其实是个小说家，一个医生可能认为真正的自己其实是个画家 — 唯一的问题是他们从来没有写过小说或者画过画 — 但他们认为他们距离“真正的自己”只有一步之遥，一旦尝试了就会爆发天才。

所有这些关于成功学的个人经验和励志故事都不科学。假设一个成功人士做过一百件事，包括参加演讲比赛，衣着有个性，听英文歌曲，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等等，他会非常自得地把这一百件事都写进自传，没准还要加上女朋友的影响。然而其中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可能只有四件事，问题是他和读者都不知道是哪四件。

科学家不信励志故事，他们只相信调查研究。在过去二三十年内，心理学家们系统地调研了各行各业内的从新手，一般专家到世界级大师们的训练方法，包括运动员，音乐家，国际象棋棋手，医生，数学家，有超强记忆力者等等，试图发现其中的共性。他们的研究甚至细致到精确记录一所音乐学院的所有学生每天干的每一件小事，用多少时间做每件事，父母和家庭环境，来比较到底是什么使得那些音乐天才脱颖而出。

现在这项工作已经成熟了。2006年，一本900多页的书，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tise and Expert Performance，出版。这是“怎样炼成天才”研究的一本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此书直接引领了后来一系列畅销书的出现，包括格拉德威尔的《异类》，Geoff Colvin 的 Talent is Overrated，和 Daniel Coyle 的 The Talent Code 等等。科学家们不但证明了高手是练出来的，而且通过考察各个领域最好的训练方法的共性，总结了一套统一的练习方法，这就是所谓“刻意练习”（deliberate practice）。

过去多年来，训练方法是不断进步的。比如说作曲，假设一名普通学生使用普通训练方法六年时间能达到的水平，另一个学生使用新的训练方法三年就能达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个新训练方法的“有效指数”是200%。统计表明，莫扎特当时的训练，他的有效指数是130%。而二十世纪的天才也许没有莫扎特有名，但其训练水平都能达到300%到500%！十三世纪的哲学家培根曾经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少于30年之内掌握数学，而现在的学生十几岁的时候已经学到多得多的数学，教学方法进步了。事实上，我们今天在所有领域都比过去做得更好，体育世界纪录被不断打破，艺术家们的技巧也是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

训练方法重要性的另一个体现是“天才”的扎堆出现，比如曾经有一个时期俄罗斯对女子网球，韩国对女子曲棍球，更不必说中国对乒乓球的的绝对优势。更进一步，哪怕你这个国家传统上并不擅长这个项目，只要有一名教练摸索掌握了科学训练法，那么他就可以带出一代绝世高手，比如中国花样滑冰教练姚滨。人们经常感慨中国十多亿人居然找不到11个足球天才 — 如果天才是天生的，那么十多亿人必然足以产生很多天才，但天才是练出来的，而中国缺乏有效的练习环境，人口再多也比不上欧洲小国。

刻意练习

首次提出“刻意练习”这个概念的是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家 K. Anders Ericsson。这套练习方法的核心假设是，专家级水平是逐渐地练出来的，而有效进步的关键在于找到一系列的小任务让受训者按顺序完成。这些小任务必须是受训者正好不会做，但是又正好可以学习掌握的。完成这种练习要求受训者思想高度集中，这就与那些例行公事或者带娱乐色彩的练习完全不同。“刻意练习”的理论目前已经被广泛接受，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它的特点。

1. 只在“学习区”练习

科学家们考察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训练，发现在同样的练习时间内，普通的运动员更喜欢练自己早已掌握了的动作，而顶尖运动员则更多地练习各种高难度的跳。普通爱好者打高尔夫球纯粹是为了享受打球的过程，而职业运动员则集中练习在各种极端不舒服的位置打不好打的球。真正的练习不是为了完成运动量，练习的精髓是要持续地做自己做不好的事。

心理学家把人的知识和技能分为层层嵌套的三个圆形区域：最内一层是“舒适区”，是我们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技能；最外一层是“恐慌区”，是我们暂时无法学会的技能，二者中间则是“学习区”。只有在学习区里面练习，一个人才可能进步。有效的练习任务必须精确的在受训者的“学习区”内进行，具有高度的针对性。在很多情况下这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老师或者教练，从旁观者的角度更能发现我们最需要改进的地方。

只在学习区练习，是一个非常强的要求。一般的学校课堂往往有几十人按照相同的进度学习知识，这种学习是没有针对性的。同样的内容，对某些同学来说是舒适区根本无需再练，而对某些学生则是恐慌区。科学教学必须因材施教，小班学习，甚至是一对一的传授。真正高手训练与其说是老师教学生，不如说是师傅带学徒。

一旦已经学会了某个东西，就不应该继续在上面花时间，应该立即转入下一个难度。长期使用这种方法训练必然事半功倍。200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他们在学习上投入的总时间没有直接关系，关键是学习方法。

2. 大量重复训练。

从不会到会，秘诀是重复。美国加州有个“害羞诊所”（The Shyness Clinic），专门帮助那些比如说不敢和异性说话的人克服害羞心理。这个诊所的心理学家不相信什么心理暗示疗法，什么童年回忆之类，他们相信练习。他们认为使人害羞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我们对事情的观点。怎么治疗恐女症？做法是设计各种不同难度的场合进行对话训练。最初是在房间内集体对话，角色扮演。然后是到直接跑到大街上找陌生美女搭讪要求约会。最高难度是有意在公共场合做出使自己难堪的事情，比如去超市把一个西瓜掉在地上摔坏。

这种把不常见的高难度事件重复化的办法正是MBA课程的精髓。在商学院里一个学生每周可能要面对20个真实发生过的商业案例，学生们首先自己研究怎么决策，提出解决方案，最后老师给出实际的结果并作点评。学习商业决策的最好办法不是观察老板每个月做两次决策，而是自己每周做20次模拟的决策。军事学院的模拟战，飞行员在计算机上模拟各种罕见的空中险情，包括丘吉尔对着镜子练习演讲，都是重复训练。

在体育和音乐训练中，比较强调“分块”练习。首先你要把整个动作或者整首曲子过一遍，看专家是怎么做的。然后把它分解为很多小块，一块一块地学习掌握。在这种训练中一定要慢，只有慢下来才能感知技能的内部结构，注意到自己的错误。在美国一所最好的小提琴学校里，甚至有禁止学生把一支曲子连贯地演奏的要求，规定如果别人听出来你拉的是什么曲子，那就说明你没有正确练习。职业的体育训练往往是针对技术动作，而不是比赛本身。一个高水平的美式足球运动员只有1%的时间用于队内比赛，其他都是各种相关的基础训练。

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种事先的重复训练，一个人面对不常见的事件往往会不知所措。统计表明工作多年的医生通过读X光片诊断罕见病症的水平反而不如刚毕业的医学院学生 — 因为很少遇到这种病例，而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早就忘了。最好的办法其实是定期地让医生们拿过去的旧X光片集中训练，而不是期待在工作中碰到。

3. 持续获得有效的反馈。

传道，授业，解惑，老师和教练最大的用处是什么？也许对一般人来说小学老师最大的作用是激发了他学习的兴趣，教会了他什么东西，曾经有过传道授业解惑。而真正的高手都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对他们而言，老师和教练的最重要作用是提供即时的反馈。

一个动作做得好与不好，最好有教练随时指出，本人必须能够随时了解练习结果。看不到结果的练习等于没有练习：如果只是应付了事，你不但不会变好，而且会对好坏不再关心。在某种程度上，刻意练习是以错误为中心的练习。练习者必须建立起对错误的极度敏感，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会感到非常不舒服，一直练习到改正为止。

从训练的角度，一个真正好教练是什么样的？John Wooden 是美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大学篮球教练，他曾经率领 UCLA 队在12年内10次获得 NCAA 冠军。为了获得 Wooden 的执教秘诀，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全程观察他的训练课，甚至记录下了他给球员的每一条指令。结果统计表明，在记录的2326条指令之中, 6.9%是表扬，6.6%是表示不满，而有75% 是纯粹的信息，也就是做什么动作和怎么做。他最常见的办法是三段论：演示一遍正确动作，表现一遍错误动作，再演示一遍正确动作。

与外行想象的不同，最好的教练从不发表什么激情演说，甚至不讲课，说话从不超过20秒。他们只给学生非常具体的即时反馈。所有训练都事先进行无比详细的计划，甚至包括教运动员怎么系鞋带。他们仿佛有一种诡异的知道学员在想什么的能力，即使是第一次见面能指出学生在技术上最需要什么。他们是绝对的因材施教，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度具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

获得反馈的最高境界是自己给自己当教练。高手工作的时候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每天都有非常具体的小目标，对自己的错误极其敏感，并不断寻求改进。

4. 精神高度集中。

刻意练习没有“寓教于乐”这个概念。曾经有个著名小提琴家说过，如果你是练习手指，你可以练一整天；可是如果你是练习脑子，你每天能练两个小时就不错了。高手的练习每次最多1到1.5小时，每天最多4到5小时。没人受得了更多。一般女球迷可能认为贝克汉姆那样的球星很可爱，她们可能不知道的是很少有球员能完成贝克汉姆的训练强度，因为太苦了。

科学家们曾经调查研究了一个音乐学院。他们把这里的所有小提琴学生分为好（将来主要是做音乐教师），更好，和最好（将来做演奏家）三个组。这三个组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相同，比如都是从8岁左右开始练习，甚至现在每周的总的音乐相关活动（上课，学习，练习）时间也相同，都是51个小时。

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学生都了解一个道理：真正决定你水平的不是全班一起上的音乐课，而是单独练习：
－最好的两个组学生平均每周有24小时的单独练习，而第三个组只有9小时。
－他们都认为单独练习是最困难也是最不好玩的活动。
－最好的两个组的学生利用上午的晚些时候和下午的早些时候单独练习，这时候他们还很清醒；而第三个组利用下午的晚些时候单独练习，这时候他们已经很困了。
－最好的两个组不仅仅练得多，而且睡眠也多。他们午睡也多。

那么是什么因素区分了前两个组呢？是学生的历史练习总时间。到18岁，最好的组中，学会平均总共练习了7410小时，而第二组是 5301小时，第三组 3420小时。第二组的人现在跟最好的组一样努力，可是已经晚了。可见要想成为世界级高手，一定要尽早投入训练，这就是为什么天才音乐家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苦练了。

人脑的学习原理

现代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认为，几乎没有任何技能是人一出生就会的。哪怕是对简单物体的识别，把东西抓取过来这些简单的动作，也是婴儿后天学习的结果。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根本不可能预见到将来自己需要什么技能，基因不可能把一切技能都用遗传的方法事先编程，那样的话太浪费大脑的存储空间。最好的办法是不预设任何技能，只提供一个能够学习各种技能的能力，这就是人脑的巧妙之处。基因的做法是先预设一些对刺激的基本反应和感觉，比如看见好吃的东西我们会饿等等。这些基本的反应需要调动的神经较少。但对于更高级别的技能，比如演奏音乐，需要协调调动很多神经，就必须靠后天学习了。

人的任何一个技能，都是大脑内一系列神经纤维传递的电脉冲信号的组合。解剖表明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其大脑的神经结构非常不同，比如出租车司机大脑内识别方向的区域就特别发达。也就是说与计算机不同，人对于技能的掌握是在大脑硬件层次实现的。

而最近有一派科学家认为，髓磷脂是技能训练的关键，它的作用是像胶皮把电线包起来一样，把这些神经纤维给包起来，通过防止电脉冲外泄而使得信号更强，更快，更准确。不管练习什么，我们都是在练习大脑中的髓磷脂，就好像把一堆杂乱无章的电线被排列整齐变成电缆。直到2000年新技术允许科学家直接观察活体大脑内的髓磷脂之后，髓磷脂的作用才被发现，而且一直到2006年才第一次被在学术期刊上说明。科学家认为髓磷脂是脑神经的高速公路，提高信号传递速度，并且可以把延迟时间减少30倍，总共提速3000倍，甚至可以控制速度，想慢就慢。

人脑之中分布着大量“自由的”髓磷脂，它们观测脑神经纤维的信号发射和组合，哪些神经纤维用的越多，它们就过去把这一段线路给包起来，使得线路中的信号传递更快，形成高速公路。这就是为什么练习是如此重要。

髓磷脂理论可以解释很多事情。比如为什么小孩常会犯错？他们的神经系统都在，也知道对错，只是需要时间去建立起来髓磷脂的高速网络。为什么习惯一旦养成不容易改变？因为所谓“习惯”，其实是以神经纤维电缆组合的形式“长”在大脑之中的，髓磷脂一旦把神经包起来，它不会自动散开 — 改变习惯的唯一办法是形成新习惯。为什么年轻人学东西快？因为尽管人的一生之中髓磷脂都在生长，但年轻人生长得最快。最激进的理论则认为人跟猴子的最显著区别不在于脑神经元的多少，而在于人的髓磷脂比猴子多20%！解剖表明，爱因斯坦的大脑中的神经元数量是平均水平，但他拥有更多能够产生髓磷脂的细胞。

谁愿意练习一万小时？

看了钢琴家朗朗的传记之后，可能很多人会怀疑是否真的应该让孩子接受这样的苦练。实际上，顶级运动员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练这一万小时，一定成不了高手，但问题是考虑到机遇因素练了这一万小时也未必成功。

这就是兴趣的作用了。如果说有什么成功因素是目前科学家无法用后天训练解释的，那就是兴趣。有的孩子似乎天生就对某一领域感兴趣。感兴趣并不一定说明他能做好，就算不感兴趣只要愿意练，也能练成。兴趣最大的作用是让人愿意在这个领域内苦练。

不论如何，刻意练习是个科学方法，值得我们把它运用到日常工作中去。显然我们平时中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不符合刻意练习的特点，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没能成为世界级高手。天才来自刻意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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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训练指南

如果让我选择2006年在网上所看过最好的一篇短文，我选 Freakonomics 这本书的两位作者 Dubner 和 Levitt 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专栏文章 A Star Is Made: Where Does Talent Really Come From。我相信即使是十年以后我可能仍然会记得这篇文章，你看完之后有可能后悔可惜自己20年前没看到。Freakonomics 是本非常有意思的小书，书的两位作者每两个月发表一篇专栏，还开了个博客，我总体感觉专栏文章的质量不如书。但这篇专栏有点不同，内容并不完全是作者的原创思想，而是他们介绍一个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

文章一开头说了个有趣的事实，如果你看06世界杯球星档案，你会发现很多球星的生日是一月到三月；如果你看英国和德国青年队球星的话，竟然有一半是出生在这三个月的。难道这三个月有利于足球天才出生么？答案是欧洲青少年联赛的队员报名年龄限制按12月31日划线，这样教练在选择队员的时候自然会优先选择那些一年中的早些时候出生的。

这个故事相当吸引人。号称”反智的书生”的薛涌同学显然是看到了此文，当时正好赶上世界杯，他在不告诉读者原文出处的情况下把这篇文章”编译”成了他自己的文章发表，叫做制造未来球星最迟本月怀孕。这哥们的很多立场我都赞同，就是做人太不讲究，把美国人写的文章变成自己的东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但薛涌未能理解文章的精髓。

这篇文章真正说的是成为天才的秘密。

前不久温家宝又在呼吁出学术大师了。我国在基础科学方面的水平可能比足球强不了多少，改革开放30来年了也没出个诺贝尔奖，一句话就是缺天才。为了培养天才连少年班的主意都出了，怎么就是不行呢？心理学家 Anders Ericsson 的这项研究从技术角度解决了这个问题。研究覆盖了从职业运动员，艺术家到程序员差不多所有需要天才的领域，出版了一本900多页的书，结论是天才还真是练出来的，但是关键在于怎么练。

想要训练一个天才绝不是整天苦练就行，你需要的是 “deliberate practice“：
- 每次训练有明确的目标
- 获得即时的反馈
- 既要注重结果，也要注重技术

我想在这里对比一下我国对理工科大学生的训练，看看是否满足这些要求。

首先我国理工科教学根本没有明确的目标。这里所说的目标是一次训练中要达到的具体的小目标，并不是说什么拿诺贝尔奖这样的人生理想。科学教育的正确目标可以是将来搞科研需要这个知识，可以是学会这个技术去使用它。但我国教学中，学生学习的目标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课本，不是这堂课我领会了什么思想，而是这堂课有什么知识点有什么公式要背，换句话说是考试。有些学生不屑于为了考试学习，自己看书的，往往因为缺乏指导而茫然，不知道看这本书的目的何在。

“即时的反馈” (immediate feedback) 是我国训练学生中最缺乏的一个方面，越是高端人才的培养中越是如此。如果说高手们有什么成功秘诀，我猜就是这个即时的反馈。文章说的一个事实是医生们离开医学院以后，除了手术临床医生以外，其他专业的，比如看透视图的那些医生，他们的水平随时间在减弱，原因就是缺乏立即的反馈。就好比练武功，一招一式都需要有人随时纠正，不对马上改别把错误动作形成习惯。在科研领域，这意味着你搞科研的时候需要一个好导师随时告诉你你干的这个活怎么样。中国缺乏好导师，而且往往还一个导师带30个学生，谁给你反馈啊？
反馈还意味着需要跟同行随时交流切磋，别人怎么做的，你这么做人家怎么评价等等，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需要经常跟高手开会，开会的时候还必须经常讨论。而国内的情况一方面会议就不多，开会的时候还大家都客气不爱提问。美国开学术会议除了发言以外广泛采用 poster 形式，实际上在讨论工作方面往往更有价值，而国内可能还没有采取这样的形式。
这个技术还告诉我们想要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就应该经常在网上发帖，以便获得反馈。

“结果和技术”，最起码的要求是你得自己训练，而不是看别人练。站在场边把姚明的技术统计倒背如流也没用，关键得自己上场。我国训练学生搞科研的做法是不搞科研，搞”课”研。请牛人来讲最新最强的理论，而不是强调让他们尽可能早的参与到科研活动中去，这就好比给北京青年队看NBA录像一样，培养出来的全是专业球迷。美国学生队不是自己直接搞的领域可能不太了解，也可能不知道最近 Witten 发了什么文章，但他自己的小小领域内，他可能大二就开始干了。
很多人甚至喜欢评论课本，这本书写得好，这个人是牛人，陶醉在对课本的欣赏之中。在美国上课没见过任何一个老师赞美课本的，一线人物几乎没人写课本，所有课本都只不过是工具书，最终目的是为了科研这个结果。一切技术应该是为了科研服务。

“技术”是说你的训练得得法，这同样需要高人的指点，而且你还得听从人家的指点。

对比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可见我国科学教育为什么不行了。我国这种缘木求鱼的教育方法最终培养出来的都是精通”基本知识”的”科学的家”，而不是”科学家”。说到底就是两个字：实践。毛泽东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解放军很多高级将领文化程度一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靠的就是在实践中学习。学习科学知识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耍酷，不是为了有谈资，是为了搞科研。美国大学里面的技术课程一学期让学生做好几个 project，完全是追求学以致用，逼迫学生为了完成 project 而学习知识，其中还有小组合作，跟真正的科研没什么区别。

宁可在本科的时候发几篇灌水小文章也比苦读十年期待一鸣惊人强。一提基础科学，有人总说”板凳要坐十年冷”，这种思想完全不适合现代化科研体系。坐十年板凳的运动员国家队能用么？马俊仁当年是一般比赛不参加，专门参加奥运会世界杯一鸣惊人结果人家怀疑你是不是服用禁药啊，一旦有点小事整个队伍居然崩溃了。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淘汰。正确的做法是象现在刘翔这样有什么大奖赛都去，追求一个稳定的成绩。

科学工作者就好像运动员一样，需要不停的比赛，而不是不停的看录像。

下了鲁迅能不能上林语堂

2011-01-13T05:42:00.000-08:00

原文作者：南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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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一度的教材选编，总会引发诸多争议。鲁迅先生被撤退了，新增课文包括蒙田的《热爱生命》、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蔡元培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杜甫的《咏怀古迹》、柳永的《望海潮》、苏轼的《定风波》、辛弃疾的《水龙吟》、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详见这里）。

我没看到林语堂，似乎是林语堂梁实秋之流，被鲁迅骂过，才把鲁迅下掉，就上林语堂，似乎是转弯太大了。其实这是有违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精神的，何况林语堂甚至都不是舶来品，写过《吾国吾民》的他，是一个很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外的一个有力的声音。

林语堂也是对鲁迅最好的平衡。

鲁迅适度撤退是有必要的。不可否认，他对于中国国民性认识深刻，就如把他的手术刀切到了人灵魂的深处。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中国人的“劣根性”。不过，是人都有“劣根性”，很多我们自认为是我们“劣根性”的品质，其实是有其普世的一面。只不过其他人说法不同而已，比如美国人就常说“罪性”，“原罪”，比如自私、贪婪、冷漠，比如和鲁迅先生笔下的冷漠看客相比，纽约街头也有人被人捅死而看客漠然走开的。洛杉矶甚至有病人在急诊室里痛得满地打滚，没有人来及时救助，清洁工还绕在他身边继续拖地。林语堂在美国、德国都留过学，学识十分渊博，对于欧美各国的国民性都有深刻认识，横向一比较，他能看出各国国民的共性和差异来。这种细微的甄别，才有助于我们对外的交往，和对内的自我认识。

再者，知道了“劣根性”与解决“劣根性”是两码事。让一个人变得不同，不再自私、贪婪、冷漠，让他关爱、节制、热情，这是教育所要担负的责任。鲁迅先生指出了我们的“劣根性”，却没提出多少解决的思路来。当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作家可以只负责提问，未必负责回答。但是作为中小学的教材，我们都心知肚明，这些文章实际上也担负着一定思想教谕的功用，鲁迅先生完成了他的使命，把问题说了，可是接下来如何呢？如果说鲁迅提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问题，林语堂则是无意当中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思路来，他让人在各个方面去修炼，做一个越来越文明礼貌的人。

另外，鲁迅的战斗哲学，他的不肯原谅，他的痛打落水狗，在于革命年代，十分管用。相信“不可沽名学霸王”、喜欢将人整死整倒的太祖，对这种斗争哲学十分喜欢。可是而今的社会，除非你想再闹一场革命，那就得学习如何让社会各阶层各族群和谐相处。在一个最终要走向民主和法制的社会，少不了原谅与宽容，让步和妥协，少不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心态，甚至也少不了“费尔泼赖”精神。

鲁迅先生教我们如何战斗，但是林语堂教我们如何活着，如何幽默，如何欣赏自然，享受人生，欣赏先贤，学习各个民族的长处。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林语堂这种学会生活的说法似乎不合时宜。可是翻阅人类历史的话，各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黑暗，另外是盛世也好，乱世也好，大部分人，还得根据各自的实际，就地取材地过日子。那么就得想想怎么让生活充满一点。林语堂的那本《生活的艺术》，英文名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个标题很耐人寻味，很多人活着其实不是生活（Living）, 而只是一种生存(survival)。他的话，一些认为自己还在“为生计奔波”的人是听不进去的，可是这些年我也意识到，大部分人都为生计奔波，可是会不会生活，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生的质量，一个年薪二三十万的人，不会生活，或许日子过得还不如懂得自得其乐的民工。当然你可以不信，可以等到“生计不愁”的时候，才去学习生活的艺术，可是等到那时候，人往往已经老了，这就回到了我昨天的话题，老了之后，没事可做，又没有爱好，子女又不在身边，就更不知道如何生活了。林语堂见识多了，所以觉得不管你是什么时代，都该学习生活的艺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过去的时代人们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可是生活里的一山一石，一花一草，好的诗文，动听的音乐，待人接物的文明礼貌，是既不姓社，也不姓资的。

鲁迅是一个很愤青的大师，他能把五千年的封建礼教，总结为两个字：吃人。是吗？就没有了一点好的东西？林语堂则比他乐观，能看到陶渊明的洒脱和庄子的不羁，苏轼的才华和孟子的勇气。你说我们这个民族多么“劣根”，说得是对，但就好比鲁迅先生自己说的，一个孩子刚出世，你说他终归是要死的，当然是没错，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日后小心谨慎便是，犯不着苦大仇深地一代一代往下讲。我不觉得这对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有什么好处，因为这是一种自我唱衰。我们不是一无是处，可是好好在哪里，这一点本可以好好思考，可是鲁迅几乎是通盘否定，把年轻人的思路堵死了。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想宣扬文化“软实力”，苦于传扬不出去。搞个孔子学院，还搞得天怒人怨，鸡飞狗跳，其实关键就是大家并不知道我们相对于其它民族，软实力究竟是什么？怎么去跟人说？林语堂知道。他虽然很多著作是用英文在写，但是我发觉是他最了解我们这个民族”优根性“的一个作家。顺便说一句，林语堂的中英文都是一流的水准，进不了中文教材，建议选他入英文教材。进不了英文教材，我建议大家找来自己看。

鲁迅是一个斗士，林语堂则是要我们去做一个绅士。一个人去做一个批评者并不是多大的难事，不信您去上网搜索一下，就在如今，被封作或自封为”当代鲁迅“的人就有那么一堆：余杰、韩寒、孔庆东，甚至还有宋祖德、凤姐。你见过谁被称为“当代林语堂”的没有？林语堂的才识和见解，在这个年头更难得。这是个火气很大的时代，日后还会不断有”当代鲁迅“出现，而学一学林语堂，是可以去去火的。

我想我自己的思维，很受鲁迅先生的影响，对于社会悲观有余，乐观不足，这是多年教育影响的一个结果，也是我自己很苦恼的事。上了些年岁，尤其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渐渐发觉这不是个办法，我们有朝一日，都会不在，未来是子孙的。让一个社会去进步，变得越来越好，老批评批评批评，说你劣根真劣根太劣根，作为一个提醒可以，但终归还得想办法，扬长避短，也把好的一面去发扬光大。所以希望下了些鲁迅的篇章之后，能上一些林语堂的文章，也让中学生小学生思考思考，生活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彼此美好地想象对方吧！

2011-01-13T05:08:00.000-08:00

原文作者沈睿

原文链接

在中国的朋友谈起美国，都觉得美国这里人际关系特单纯，所以没有日常的“政治”斗争，没有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紧张与挫折。美国人生活得多么容易也幸福啊。他们想象的美国，不是我日常生活的美国。不过，我过去不是也这样想象吗？尽管读了很多美国小说，读了很多西方小说，这些小说写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阶级、性别、种族、性格冲突与斗争，我对西方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自己不在其中，毫无感觉，以为他们都很公开，没有背后的诡计。我在中国的时候，总觉得美国人人际关系简单，生活得比我容易。

美国人呢？我来到美国后，发现美国人也这样想象中国。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中文系做助教。我的一个学生接到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芝加哥大学赫赫有名，到芝加哥大学读书，是一种荣耀。他非常高兴，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这个好消息，并告诉我他未来的学术计划。“我要研究中国的社区文化。中国多好啊，尊重老年人，尊老爱幼，这是我们美国文化没有的。我们要好好向中国学习。”我听他的话，学孔子，晱笑而一言不发。他继续：“我爱中国文化。我将来要到中国的农村去，专门考察中国的社区内的人是怎样帮助彼此的。而且，我还要中国的城市去，专门考察中国城市的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这样的社区委员会的地方，帮助彼此，我对中国文化中的社区关系，极感兴趣，觉得应该介绍给西方。西方应该向中国学习。”听着他热情洋溢的雄心，我忍不住了，“社区？中国有社区吗？我居然不知道中国的社区有这么好的功能。我只记得街道老太太天天观察我们干什么，我恨透了街道居民委员会。”我笑着对他说，他冷冷地看着我。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独立学者。他跟任何学院都没有关系，就是喜欢自己研究中国。感恩节宴会上我遇到他，他刚刚完成一个独立的研究：中国诗歌语言中的儒道传统。在他的描述里，中国的诗歌反映了中国的社会，那是一个时刻都充满了反思和思考的社会。人们在儒道传统之中，每天反思生活，充满了安静的思索与探索。他给我看他的论文。我看了后，无言。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中国的存在。那个理想中的中国，田园诗歌般的中国，那个人人都思考生活，守本分，老子《道德经》中描述的中国，我没见过。他要我给他提意见。我无话可说。因为这种的中国我没亲历过。我见过的是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与人之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可怕的中国。

也有另外的一种。我去年在一个学者会议上遇到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拆迁的学者。她对我说，北京人都不喜欢拆迁。特别是2008年的奥运会，对北京的老百姓来说，是一次大灾难。我听着，本来不想说话，可是听她那么代表北京人民，我忍不住问：“哪种北京人不喜欢拆迁？是胡同里的，还是大院里的？”她愣住看我，不懂我说什么。我解释：“胡同里的人，都是下层人民，大院里的人，可能是上层，也可能是中层。如果拆迁的是三代同堂住在一间小北房里，我猜他们肯定喜欢拆迁。如果是住的还可以，拆迁后突然上班特远，交通不便等等，可能不喜欢拆迁。不过，我就是欢迎拆迁的一个。当时我住在北京西单的白庙胡同。地点，今日的中国银行大楼。北京最黄金地带。从我家出门到长安街，不到五十米。到西单百货大楼，五分钟。走路到天安门，十五分钟。大四合院。树荫遍地，一切都好，但是我还是喜欢拆迁，因为拆迁给了我们单独的卫生间厨房，给了我们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客厅。拆迁，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必跟全院人一起上同一个厕所。我们家里有了水，有了洗澡设备，所以我欢迎拆迁。至于要保护老城市，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我再考虑保护老城市，我个人生活非常困难，有什么用处？”这位学者看着我，几乎把我当成某党或政府代表一样仇恨地看我。我却微笑着，有一种不愿被别人代表，而说出自己真话的痛快。爱恨不恨，我才不在乎呢。

距离造成了美。我们就这样彼此美好地想象对方。中国人觉得美国好，美国人觉得中国好。中国人觉得中国不如美国好，美国人觉得美国不如中国好。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美国《时代》周报的专栏作者穿越美国，采访老百姓。他采访的五千多个人提出的问题中，32%问题是中国正在变成世界强国，美国怎么办。我看了，笑不出来。美国的舆论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殊不知那是美国媒体的想象。中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成为世界强国？谈何容易？中国的建设刚刚开始，要想成为一个全民富裕的国家，可能还需要五十到八十年的时间。等中国富裕了，我们这代人，在这里看博客的人，可能大多快不存在或已经不存在了。美国的大规模工业化过程用了一百五十多年。中国大规模工业化过程刚刚三十年。我的结论是美国的老百姓也是美国媒体的产物，如同中国老百姓是中国媒体的产物一样。媒体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还觉得自己挺有思想（包括我）。

我在美国，经常听到人们说中国的新闻多么不自由。美国老百姓人人都听说过中国的言论不自由。谈起中国，很多人对我表示同情。“我知道你们国家没有言论自由。”我点头接受别人的同情。今年夏天在中国，跟几个中国赫赫有名的专栏作家聊天，大家都说，在中国你要是想说话，总能找到机会说。中国的言论自由度，比外面看的要大得多。我不知该信谁的。

昨天晚上PBS的新闻小时里因为诺奖发奖仪式采访两个著名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一个是不停地宣布中国很快就会崩溃的Gordon Chang, 另一个是写作了影响深远的《脆弱的超级大国》的Susan Shirk. 我看他们两个在电视上的争论。Chang认为中国这三十年，其体制是前三十年的继续，没有什么变化，本质是一样的，这个颁奖就是证明。Shirk 曾经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高参，认为中国这三十年，政策与方向基本都正确，中国两年后的十八大将实现权力转移，在这之前，特别是这两年来，很愿意跟西方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一个正在起积极意义的国家的作用。而在颁奖问题上，这只是他们的一个愚蠢的错误。因此看中国，要看全面。

我看完电视，想，该听谁的呢？

于是我就采取鸵鸟政策，觉得还是彼此美好地想象对方好一点。现实总是让我们失望的。让我们彼此美好地想象对方吧！爱，是在爱者的眼睛里，不是吗？

人民，国家和政治家

2011-01-13T05:02:00.000-08:00

原文作者茅于轼

原文题目：人民的利益至上，人民的生命至上

原文链接

2005年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的文章，指出这三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过去的几千年出于政治家的利益，他们故意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谈，极大地误导了一国的老百姓，叫他们无谓地作出巨大牺牲。所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就是这样构成的。当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人民的教育水平极大地提高，继续欺骗老百姓越来越不容易了。要想世界真正安宁，彻底消灭战争，必须十分清楚地区分这三者的不同，并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其他各种不同的说法都要被揭穿，防止百姓被愚弄。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人民有集体利益，需要有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于是出现了国家组织。市场可以提供百姓的吃，穿，用。但是市场的秩序需要有市场之外的权威来维持。过去还有外族的侵略，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国家能够组织分散的百姓，成为可以抵御外侵的力量。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为了人民的。

　　但是一旦有了国家，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就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于政治的人，他们逐渐成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不同于百姓的利益。可是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往往欺骗百姓，叫他们为国牺牲。其实是为了他们一己的利益去送死。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希特勒发动战争，他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要消灭劣等民族。用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为代价，达到他那个毫无根据的目标。这个人类极大的悲剧就是希特勒等极少数人鼓动造成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其理论根据是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用双方死人的战争方法去实现一个自以为是的目标。现在日本和东亚国家实现了共荣，但是完全不是用战争手段。东条英机等人之所以能够动员日本百姓去送死，就是因为他们制造了效忠天皇的理论，误导了日本百姓。各国的统治者都会叫百姓为他们的利益牺牲，他们不大会主动揭穿其中的把戏。这个工作必须由民间学者来完成。

　　什么是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就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的利益，不是空洞的集体利益。的确，有一种利益被称为集体利益，它是通过集体来体现的，但这个利益最后必须落实到具体个人的利益。比如讲，为了集体利益国家对某个人判处死刑。我们就要问，是什么理由杀一个老百姓？如果不是为了其他百姓的利益（比如这个人对别人有极大的危险性），仅仅是为了国家而杀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反对毛泽东而被判死刑者不计其数。但这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人，别人也是一个人，凭什么毛泽东就不能反，别人反了他就要被处死？甚至对他的照片扔墨水瓶都要判处无期徒刑？以颠覆国家的罪名给百姓判刑也是值得怀疑的。国家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只有政府里的执政者可能被颠覆。如果这个国家的执政者给百姓制造灾难，为什么就不能颠覆？我们都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是符合正义的。这说明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二战时有一些日本人反对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叛逃来到中国，这个叛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这种叛国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是符合正义的。叛国未必不可以，叛人民是绝对错误的。总之，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可惜的是统治者老是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提倡爱国主义。偶尔点一下人民的利益，也要把它置于国家利益之下。今天我们要彻底纠正这个被歪曲了几千年的理论。

　　“个人利益”并不等同于“人民利益”。个人利益的对立面是另外一个个人；人民利益的对立面是国家。处理个人利益的原则是平等。每个人和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理由厚此薄彼。说此人要为那人牺牲，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处理人民的利益时，它面对的是国家，二者是不平等的。人们常说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这时候我们要问，国家利益体现在什么地方？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具体的人？处理这两种利益时，必须认清国家的利益最后一定要落实到个人，绝不许可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否则就会上当，上希特勒或东条英机的当。

　　人们经常讲的国家利益往往是主权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家的尊严。这三者能不能还原为每一个人的具体利益是大有问题的。在某些情况下，失掉一点领土，但是那儿的百姓能够生活得更自由，更富有，对百姓是有利的。这样的领土完整就没有必要去追求。但这种观点是不能被统治者接受的，也不大会被普通人接受，因为普通人受了几千年的统治者的教育，把国家的利益放在了人民利益之上。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生活在缺乏自由的国家的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偷渡去比较自由的国家。这是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真实回答。更有一些情况，那儿的领土压根儿就没人居住，争夺那儿的领土完整，却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价，有什么必要？这些例子尖锐地显示出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不同。可惜的是经常有人喊：誓死保卫XX岛，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保卫它。可是那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一个人的生命为什么那么不值钱，简单说，就是因为受了政治家的蒙骗。牺牲自己为人民的利益是对的，可是牺牲自己为国家就要好好想一想，是不是真有必要。

　　至于国家的尊严，更不是我们应该重视的事情。所谓国家的尊严，其实是政治家的尊严。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对尊严的非分之想。可是政治家们对此非常敏感，常常鼓动人民为了国家尊严去奋斗，甚至于为此而牺牲生命。所谓尊严无非就是争个高低。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没有解的，因为不可能双方都比对方高一头。有一方高，必有另一方低。双方都为高低而争，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浪费人民的力量。翻开报纸看每天的新闻，绝大多数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都跟百姓的利益无关，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的事端。有时候说美国和日本要结盟，是针对中国而来的；又说中俄联盟有利于抵制日美；又有消息说印度想联合俄国对付中国等等。这些构想都是各方面的政治家无事生非，凭空制造的，让老百姓上当受骗的理论。其实，在此期间百姓照样过自己的日子，照样去别国旅游，一点也没感到国家关系有了什么变化。政治家制造事端当然有其目的。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没有了这些想象出来的矛盾，百姓过着他们的太平日子，他们就要失业了。

　　最典型的是美苏冷战四十多年，从1945战到1989，从冷战发展到热战。双方各自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做了无数的宣传，外交家们飞来飞去，开了无数的会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双方死亡上百万，为的是争一个什么什么主义。一国里最高的智慧都用来搞垮对方，双方的间谍出生入死，花费了天文数字的军事开支。到1989年苏联垮台，冷战无声无息地烟消云散。原来所谓的敌对国家，完全是政治家们制造出来无中生有的事。可是百姓上当受骗，为此牺牲，从冷战到热战，直接间接总共死了一亿多人。造成财富的浪费，贫困的增加，百姓的痛苦，更无法计量。冷战虽然过去了，但是没有人出来总结，这场骗局给人类什么教训。老毛病还继续在犯。政治家继续编文章，制造矛盾，鼓动百姓之间的敌对情绪，号召百姓为国牺牲。现在南北朝的政治家又在玩火了。擦枪走火的后果是要百姓去承担的。少数几个政治家把世界和平玩弄于手掌之中，这个世界太脆弱了。

　　我不是说政治家都是没有良心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很想做好事的人。可是他们同样受传统教育太深，中了“以国为本”的毒，忘记了“以民为本”。再加上自身的职业利益，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搞的愈大，愈能显出自己职务的重要性。

　　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统治者往往用“勾结境内外敌对分子”的罪名迫害自己的百姓。对老百姓而言，何来敌对势力？谁跟谁会无缘无故敌对起来？除了极个别的人，一般人都喜欢交朋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哪来互相敌视呢。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担心的是自己的统治者地位保不保得了，生怕有人抢了他们的统治者的地位。他们把一切想当统治者的人都看成是敌对分子，甚至不同意他们统治的人也看成是敌对分子。过去皇权社会统治者是天子，是天老爷的儿子，无人可替代。现在是人民共和国，再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天子，是不可替代的。宪法上规定年满45岁的公民有资格当选国家主席。但实际上干的是“打天下，坐天下”，还是皇权社会的一套。改革后变成“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打天下的人都死了，接班人继续坐天下，基本上还是老调子。如果有人说要改变一下统治者，那就是敌对分子。其实老百姓对谁是统治者并不在乎，百姓要的是人身不受侵犯，财产得到保护，言论有自由，宗教有自由。可是统治者要享受特权，百姓就没有了人权，于是矛盾就来了。分析到这里我们看到，所谓敌对分子的来由是特权和人权的冲突。政治家的敌对分子是人权受到侵犯的一批人。政治家并不会无缘无故地侵犯别人的人权，是因为他们要有特权，才会发生冲突。

　　政治家还有一个伎俩，把一般民间纠纷提升为国家矛盾。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俄罗斯小孩被美国护士收养，一年后养母发现这孩子精神不正常，把他送回了俄罗斯。本来这是一般的家庭纠纷，但是双方的政治家为了国家的尊严，纷纷出面指责对方。外交家们坐头等舱飞机，住五星级宾馆，花百姓的钱，开会为国家挣面子，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职业利益。如果还原为家庭纠纷，问题并不难解决。因为变成了国家事务，就越搞越复杂了。这就是政治家们所起的作用。可惜的是大多数老百姓跟着起哄，他们不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是在什么地方。如果百姓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不被政治家的国家至上的谬论所误导，世界上大部分的战争根本打不起来。

　　在个别情况下为国牺牲是有必要的。当外国入侵我国，要把中国人当成没有人权保障的亡国奴，我们毫无疑问要奋起反抗，甚至为此而牺牲生命。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对方国家的政治家为了自己的野心，欺骗百姓上战场去送死，形成两国对立的局面。如果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百姓都懂得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能够抵制政治家的野心，就不会发生侵略别国的事情。百姓追求的是安居乐业，如果没有政治家的鼓动和强迫，绝不会主动要求离开妻子儿女上战场去拼命，去杀和自己无冤无仇，和自己一样，也有妻子儿女的别国的百姓。一个普通百姓被政治家动员或胁迫上了战场，手上端着枪，瞄准一个敌人，他会毫不犹疑地搬动机关，把对方杀死。如果在平时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杀一个人。上了战场的人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你不杀死对方，对方就会把你杀了。正好像古罗马的斗兽场，贵族们让两个奴隶斗士表演杀人。这两个奴隶总有一个要死去。战场和斗兽场其实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所以说，要消灭战争，一定要让各国的百姓能够抵制那儿的政治家的宣传，而且有力量对抗政治家对普通百姓的强制性行为。首先要提高警惕，认清盲目提倡爱国主义的宣传。爱国主义是对的，但是这个爱国必须能够落实到具体的百姓的利益。我们要旗帜鲜明地抵制坑害百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绝不是极终真理。两个国家的爱国主义造成两国对立，挑起仇恨，最后倒霉的是两国的百姓。爱人民（中国的和外国的），这才是极终真理。

　　我国的近代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是建立在人民利益之上的。其他的许多战争都不符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抗日战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霸权思想。日本人可以骑在中国人的头上作威作福，可以任意残害中国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奋起抗日。其他的战争都不是为了人民，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政治家，他们有统治中国的野心，还有在国际上耀武扬威的欲望。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政治家如此，各国的政治家很少能跳出这种诱惑的。从最近解密的材料看，美国在伊拉克打死了十万人，其中七万是伊拉克人，绝大部分是平民百姓。发动战争有一万条理由，也无权杀人。发动战争的人自己并不上前线，他们要求百姓牺牲生命，牺牲每个人只能有唯一一次的生命。从百姓个人的利益来看，只有自己或别人（中国人的和外国人的）的生命受到威胁时才有牺牲自己的必要。而不是为了某个政治家的利益或理想。生命是第一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战场上如果希特勒胜了，这个政权是一个不讲人权的独裁者，会继续屠杀犹太人和一切非雅利安人种。幸亏是英美联军胜了，胜利一方没有漠视人权，而是帮助战败国重新站起来。现在的德国是世界强国之一，百姓享受着自由和平等。在亚洲战场上也一样，日本人并没有因战败而成为奴隶。相反，摆脱了军国主义的胁迫和欺骗，得到了繁荣和幸福。这证明了战胜的一方是符合正义的。可叹的是我们这个战胜国反而陷入了内战和百姓对百姓的阶级斗争，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而这一切都是在“解放全世界无产者“和“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欺骗性的革命口号下进行的。我们还要随时警惕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和一切欺骗百姓的理论的卷土重来。

　　美国最大的错误是在九十年代冷战结束后没有带头裁军。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武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它带头裁军，可以引领全球进入和平时代。可是它继续扩充军备，研制新式武器，到处耀武扬威，炫耀武力，把航空母舰开到有矛盾的地方，企图用武力实现它的理想。两次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双方死人几十万。无论有多大的理由，杀人总是错误的。受美国欺侮的人打仗打不过美国。就用恐怖主义对付它。如果美国不改变它迷信武力的霸权思想，恐怖主义怕是消灭不了的。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一样，都要靠讲理，而不是靠动武所能解决的。国内要共和，国际也要共和，放弃武力，讲道理，

　　只有人民利益至上，世界才能太平。不过这个目标看起来离我们还远得很，一时还很难被普遍接受。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必须不断努力争取早日实现。因为没有别的出路。

01-13 摘录

2011-01-13T04:22:00.000-08:00

来自薛兆丰博客

1.不要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

近两年，中国舆论不仅强烈呼吁经济学者提高专业水准，还要求他们提高道德情操。前者须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而后者则可以靠拍胸脯来达到。

不论是公众寄望于经济学者的道德，还是经济学者标榜自己的道德，都是可怕的趋势。

好的经济学者，不标榜自己的道德情操。不是说他们没有道德情操，而是他们接受过的经济学训练告诉他们，个人的道德力量只能影响身边为数极少的人，而不能用来解决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机制协调”问题。经济学者的任务，是寻找协调方案，而不是标榜个人道德。当一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学者，为了博取道德上的优势而放弃对科学的尊重，本身就是既不专业也不道德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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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是愿望大杂烩

经济学是一门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学问，而不是关于“应该如何”的愿望大杂烩。只要编辑不把这个专栏的题目改为“日常的愿望”，我和其仁就坚持从经济原理出发，只从“是什么”的角度谈现象，只从“为什么”的角度作解释，而把你我都认同的美好愿望（wishful thinking）撂在一边。

有些读者认为，铁路是政府垄断的，所以车票应该便宜。什么叫“应该”？须知“应该”不等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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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法不可取

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他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这样，“起码”的生活水平就有了保障。如果有人违反法规，就予以追究和严惩。他们似乎不知道，好生活从来不是“规定”出来的，同样苦难不是因为规定不力

既然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供需决定的，那么用命令或法律来规定工资和福利的高低，就是枉费心机。理由再简单不过：我们既不能“规定”劳动力的供应，也不能“规定”劳动力的需求，否则我们早就干脆“规定”自己是个富翁了。

狄更斯笔下的苦难，与其说是因为福利规定不足或资本家贪婪引起的，不如说那是因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造成的。是的，当时利物浦的工人平均寿命只有36岁，但他们如果不做苦力，就只会更早夭折。

我们周围也有很多阴暗面：到工业区看看打工者，到铁路沿线看看流浪儿童，到卡拉OK看看陪酒的小姐，到街头看看拉车的下岗工人。看看还可以，如果细听他们的故事，会心痛的。不妨尽量掏些钱给他们，当是做善事。但不要因为自己看不惯，就阻止他们以不体面的方式谋生。

我们不仅要用心去爱，也要用脑去想。有些人通过不切实际的呼吁，为自己赢得了“有良心”的称誉；而那些呼吁，却变为进一步损害穷人的实际政策。经济学人不喊“让低薪工人拿到最低工资”之类的口号，因为不懂的人这么说，是善于“终极关怀”；但懂的人这么说，就是“伪善”和“造作”。

童年没有起跑线

2011-01-08T05:02:00.000-08:00

原文作者：南桥

原文地址

前几天，F3去参加一次钢琴比赛，没有获得名次。我还是很高兴。她才学两年不到，在她们老师的诸多学生当中，能让她去参加比赛，本身就是一个鼓励。F3的老师曾当着我们的面，教训另外两个美国兄妹，说你们学的时间，是她的两倍都不止，看她进步多快！

我后来发现，老师选拔去比赛的四个学生，不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两种文化里的父母，都望子成龙，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小孩学琴，家长抓得也很紧。絮絮叨叨督促小孩学琴的“中国妈妈”，在美国青少年的心目当中，都成了一个脸谱化的负面形象。美国家长就比较松一些，一般是让小孩培养兴趣为主，所以平时练得也少。不过，一旦美国小孩自己产生了兴趣，着魔了，那潜力也会很大。

我和这边一些理工科的朋友交流时，也听说过类似的现象。人们常说中国学生数学好，听说美国同学真正钻进去了，会学得很好。他们若是去学，多半是出自兴趣，而不是像我们有些学生（当然不是全部），是因当年参加奥数得奖了，或是因为好拿奖学金好找工作而学。这中间有出国留学身不由己的无奈，但未必就没有个人选择的责任。说到底还是一个兴趣的问题。

我们让小孩学音乐，是希望他们形成一个长久爱好。人需要文艺给自己一个提升，这么做非为逃避现实，除非你认为现实就是吃喝拉撒。我们作为人，有义务让生活超出野兽的层面，否则活着又有什么趣味呢？F3的老师是个很好的教育者，对于自己教钢琴的事充满激情。我有一回听他说过，你们现在好好训练，日后这会是你终身的享受。这便是让一个人去学音乐的本质所在。这位老师始终要小孩去热爱他们的弹奏，而且做得相当成功。他的学生都在乐呵呵地学，没有学得苦大仇深的。当然，我不是说快乐就是想怎么弹怎么弹，如果有发展的潜力不去开发，那也是一种遗憾。学习中克服挑战，拉伸自己，本身也是乐趣。不过我们得接受一个现实，大部分孩子以后会成为普普通通的人。我想我完全能接受这一点。朗朗毕竟罕见（事实上我很不喜欢），大部分孩子，终归是要把音乐，当成终身爱好的。我们中国家长，始终都带着一种“不成功则成仁”的态度让孩子学一个东西，过多施压，结果适得其反。用这种方法每培养一个朗朗出来，不知毁掉了多少其他的朗朗。我认识的每个家长，几乎都让孩子去学一门乐器，这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让音乐成为自身素质的一个部分。日后同学聚会的时候，家庭小宴的时候，小城办文化节的时候，随便找几个人，都可以组成一个小乐队来表演，而不是一聚到一起就晓得喝酒打麻将。倘能这样，不也挺好吗？别把什么都往出人头地上去扯。

而今说兴趣，可能显得老生常谈。可是孩子们童年的时候，还真不能低估兴趣的作用。这兴趣爱好或许会影响他们的一生。我们做家长的，不过是要提供一个资源，让其在探索的过程中，找到终身热爱的东西。而我们所能做的最大的摧残，莫过于孩子本来还有点兴趣，结果被我们在“都是为你好”的借口下，这么逼那么逼，结果产生了“免疫”，麻木，疲倦，甚至逆反，最后一点兴趣的火花也被灭了，以至于他们成年以后，反倒不如像我这样的牛人（对牛弹琴的牛） —— 听到美妙的音乐，虽说不出所以然，但能真心喜欢的。莫要把童年的一切，变成一场又一场的竞技，让孩子苦不堪言。我在连岳的Twitter上看到一段很有趣的话：有个小孩小学二年级，学校作业多，经常要做到晚上十一二点，又不敢睡，只能边做边哭，结果全家抱头痛哭。

小孩的学校里有张标语：Childhood is a journey, not a race. （童年是一次旅行，不是一场比赛。）而今，家长动辄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或许我们的比喻错了呢？或许童年根本就没有起跑线呢？而孩子们往往在东奔西跑中，错过了童年。

特....

2011-01-08T05:00:00.000-08:00

原文作者：王小峰

原文地址：不许联想

很多年以前，我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有人打电话跟我说：“我今天看到你在报纸上的文章了。”我的反应是，居然有熟人看到我的文章了。没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告诉我，“我刚看完你的文章，想跟你探讨一下，有些观点我不敢苟同。”我的观点怎么能跟狗相同呢。不管狗同还是苟同，至少他看到了，我沾沾自喜。结果又有人告诉我看到这篇文章了。至此，我幻觉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篇文章了。

其实我们总会被一些表面的假象所蒙蔽。我做记者以来养成的一个思维习惯是，如何看待一种传播效应。前面这种现象，在我做了记者之后，就再也不相信了。即便有一万个人跟我说看过那篇文章，我也不会有幻觉了。传播学的关键在于，它常常会制造一种让你深信不疑的假象，并以此假象为前提，再进行下一步判断，然后接二连三地判断更多事情，直至你去判断整个世界。

要不怎么说长得好看的女孩性格往往都很扭曲呢，因为从她漂亮的那一天起，就会常常听到有人恭维她，赞美她，讨好她，并因此说了很多假话，献过很多假花，但她的幻觉中却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这一方面是当她听到很多赞誉之后就会慢慢习惯适应，认为全世界的人都该去赞美她；另一方面她也因为听到太多假话而搞不清到底孰真孰假。

现在，这种以偏概全或者不完全归纳方式往往变成文艺青年们最常见的审美方式。我常常能听到这样的造句：“这部电影特棒，好多人看了之后都很感动。”“这本书特精彩，好多人看了之后都哭了。”……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个情绪容易冲动的人，他名字叫“郝多人”。他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会赞不绝口。然后被一个文艺青年听到了，再转述给我。

是啊，好多人究竟是几多人呢？我猜无外乎这个人周围的三五个人，反复让他加深烙印，即可达到三人成虎的效果。你真别笑话这类文艺青年，现在很多人都爱犯这毛病，只要周围有那么几个傻逼一嚷嚷，你就真容易被忽又起来，你对世界的了解一下就被屏蔽了。比如有个导演、有个歌手、有个演员、有个作家他们的一个作品出来，但凡周围有那么三五个人说好，他就会立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一定会说好，一旦有异样声音，他是听不进去的。什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扯淡。这话现在该倒过来说：“偏听则明，兼信则暗。”为嘛司介样？幻觉啊！

人们都容易变成信息的奴隶，被信息绑架，变成对世界的误判者。过去你只对世界不了解，是因为信息不多，现在你常常错误去了解世界，是因为信息在慢慢把你当成傻逼。

然后我就想到人们整天热火朝天玩的微博。那些操纵者们为了吸引你，为了让你虚荣心获得强烈满足，暗地里做很多手脚，凭空添加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关注者，也就是僵尸。每天，你登录微博，看到一串七八九位以上的数字，是多么骄傲啊。我就纳了闷了，有他妈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尸体在看着你，你就头皮不发麻大小便不失禁吗？不，他们不会，在他们看来，那些尸体都是美丽的天使。微博空间的字数限制不会让我们回到过去在竹简上惜字如金的时代了，古代人们写出任何一个字都要深思熟虑，言简意赅；如今微博让你惜字如金不过是让思维早泄而已。为嘛司介样？你的虚荣心控制不住自己啊。

我的祖国是一个统计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人们不仅学会了造假，也习惯了别人造假，更习惯了在造假中享受人生，这是一件多么快意的事情啊。用北京话造句就是：我的电影拍得特好，我的小说写的特迷人，我的戏演的特好，我的歌曲特受欢迎，我微博上的粉死特多，我们的社会特和谐，我们的人身特安全，我们的生活水平特高……于是，我们的政府特放心。

12.18

2010-12-18T01:06:00.000-08:00

关于功利主义的一点小思考

在计算一个决定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这个好处和坏处首先是可预见的，并且是可计算的

但是，有些影响并非可以预见的，只把可预见的影响作为参考是不全面的。

其次，有些东西是很难量化的，比如生命，比如丧失亲人带来的痛苦。有一种为功利主义辩护的说法认为，你得做决定，你必须给一个值，所以功利主义没有错，但我觉得这种说法的前提是你采取功利主义的分析方法。只有你采取这种分析方法，你才必须量化，所以这种说法只不过是循环证明罢了。

最后，即使把这些东西量化，每个人量化的标准不一样，有的人把A看得重一些，有的人把B看的重一些，而决定者作为局外人是难以正确预计这个价值的多样性的。

报道即遮蔽

2010-12-13T05:48:00.000-08:00

原文作者方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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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记者芮成钢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抢问”奥巴马的事件真是一段绝佳的新闻教学案例。

如果我是新闻采访写作课的老师，我会在课堂上播放这段视频。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可以讨论的是：芮成钢的行为是体现了记者善于抓住机会的职业精神，还是有悖规则的不礼貌之举？他的提问方式和语言组织中又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标准答案，但从讨论中可以形成部分共识，激发彼此的思维。

如果我是媒介素养课的老师，面对的是来自各种不同专业的学生，我仍然会播放芮成钢提问奥巴马的视频。不过，我不再关心提问技巧和职业伦理，我想讨论的是对报道的报道，即媒体是如何报道芮成钢提问奥巴马一事的。

事实上，关于此事件，至少有3段视频值得关注。

第一段视频来自CCTV2。在这段视频中，芮成钢与奥巴马谈笑风生，场面十分融洽。前者表明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并称自己可以代表亚洲，奥巴马给予充分肯定并幽默地赞其英语说得好，接着便是提问和回答。

第二段视频来自凤凰卫视。这段视频的气氛很尴尬，看起来，奥巴马希望韩国记者提问，但芮成钢鲁莽地起身要求代表韩国记者，代表全亚洲。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奥巴马不得不妥协。

这两段视频所讲述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在CCTV2的视频中，芮成钢才华横溢，举止自信，风度翩翩；在凤凰卫视的视频中，芮成钢不守规则，咄咄逼人，行为可笑。

但它们都不是真相。从完整版视频中我们可以发现，CCTV2无疑剪掉了奥巴马坚持希望韩国记者提问的段落，重现的现场是残缺的，但凤凰所呈现的同样不是全部事实，它剪掉了前因后果，尤其是奥巴马将机会给韩国记者但无人举手，芮成钢是唯一一位回应者的段落——而这一细节，正是判断芮成钢行为是否失当的一个关键因素。

人还是那两个人，事情还是那件事，但两家电视台的编导轻轻挥动手中的剪刀，便将事件和人物剪裁成了符合各自需求的样子，而且令普通观众浑然不觉。

这就是为什么在新闻业界和学界有“报道即遮蔽”的说法。在英语中，“cover”一词既有“采访、报道”的意思，又有“覆盖、遮蔽”的意思。这是一种令人惊异的巧合，它在拷问着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当你在从事“cover”的工作时，究竟是报道了事实，还是遮蔽了它？显然，上述案例中的CCTV2和凤凰卫视编导，都在报道一部分事实的同时，遮蔽了另一部分。

好在这是一个信息来源极为丰富的时代，反遮蔽并不是一件难事。一个最简单的例证是：上述三段视频都可以在土豆网上找到，我们只需要在义愤填膺地痛骂抑或坚定狂热地力挺之前，先克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想办法找到那些被遮蔽的段落，很多没有根据的判断便会不生自灭了，我们距离理性也便会更进一步。

不锈钢老鼠论言论自由（刘荻）

2010-12-09T21:19:00.000-08:00

原文作者：刘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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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是《08宪章》第11条。为了进一步宣传和推广《08宪章》，笔者撰写了本文，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1.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这两个概念，是以塞亚•伯林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一书中所提出的。消极自由是指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只要没有他人干涉你，你就拥有消极自由，无论你是否有实践这种自由的机会和能力。而积极自由指的是实现自己潜能的机会和能力及个人实现特定目的的能力。维基百科上列举了一些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差别的例子，例如，你有出国度假或游过英吉利海峡的消极自由，因为没人阻止你这样做；但是你没有这样做的积极自由，因为你买不起飞机票或者游泳游得不好。

2.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意思是说国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你可能没有行使言论自由所需的能力和条件，但是这并不影响你拥有言论自由；聋哑人和痴呆症患者也有言论自由，虽然他们可能没有发言的能力，无法实践这一自由。言论自由是消极自由，根据是美国宪法中有关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全文为：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由此可见，言论自由只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国家不干涉你的言论。除此之外，言论自由不需要其他任何条件。

3.言论自由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要求国家用创办公营媒体等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如果你不会说话或写字，别人没有义务帮助你，好让你能够发言；如果没有媒体肯发表你的文章或者让你通过它们发言，你也不能以自己拥有言论自由为由要求别人为你提供发言的场地和工具。无论是报刊拒绝刊登你的文章，电视台拒绝你亮相，还是BBS版主或博客的主人删除你的帖子或禁止你发言，都不是侵犯你的言论自由。因为这些发言的 “工具”是属于他人所有的，你没有使用他人的工具发言的权利，要使用他人的工具发言，必须征得工具主人的同意，满足工具主人提出的要求。同理，政府拥有的媒体不发表反政府言论，并不是侵犯言论自由，但是政府禁止私人拥有媒体则是侵犯言论自由；政府审查私人媒体的内容属于侵犯言论自由，但是私人媒体的老板决定自己媒体的内容则不属于侵犯言论自由。

4.言论自由不是“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因为别人也有不听你说话的权利；认为人应该有“说话被人听到”的权利，其实就是想强迫别人听你说话。言论自由不保证你说话一定有人听。言论自由也不保证话语权平等，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话语权不平等乃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

5. 关于言论自由是否会导致资本家垄断话语权。既然言论自由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发言的能力和条件，也不要求国家用创办公营媒体等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那么言论自由会不会导致话语权被资本家垄断呢？资本家拥有媒体，因此有权决定媒体的内容，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资本家拥有媒体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媒体要想赚钱，就必须迎合大众的口味，说他们想听的话。

6.言论自由不保证所发表的言论一定正确或符合特定的道德或审美标准。恰恰相反，如果政府规定只能发表正确和符合道德标准的言论，那么言论自由也就不存在了。错误的言论、不道德的言论和丑陋的言论都有发表的权利。

7. 言论自由不等于言论不需承担责任，相反，自由和责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国家虽然不能干涉你的言论，但是如果你的言论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你可能需要赔偿他人的损失。需要注意的是，诽谤漫骂之类的言论并不是一概没有言论自由或者会受到禁止，而仅仅是在侵犯了他人的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的情况下，可能会被起诉要求赔偿。如果没有受害者起诉，或者受害者不能证明这些言论给自己造成了实际损失，那么即使是诽谤漫骂的言论也是有言论自由的。而且只有诽谤漫骂具体个人的言论才可能被起诉，诽谤漫骂政府、某个组织、某种宗教或某个群体，都属于言论自由。

8.言论自由不等于别人不能反对你的言论。除了对侵犯他人权利，给他人造成了实际损害的言论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别人还可以使用各种合法手段来反对或抗议你的言论，包括报纸拒绝刊登你的文章和网站禁止你发言。

9. 言论自由总是存在边界的，即使是美国也要对存在“清楚、现实和迫在眉睫的危险”的言论加以限制。而且人们总是会对哪些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发生争议。要从法律上对言论自由的边界加以规定，既可以通过国家立法来事前禁止，也可以通过法庭判例来事后确定，在此之外一切言论均拥有言论自由。但是国家的立法和法庭的判例本身也有可能构成对言论自由的侵犯，例如中国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条款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年12月25日对刘晓波先生的审判。

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

2010-12-09T19:26:00.000-08:00

原文作者：芦笛

原文链接：未找到

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
　　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在《枫华园》上发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
　 “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
　　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
　　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
　　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
　　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
　　　　
一、概念不清
　　其实，逻辑涉及的是概念、判断和推理。一个人要会正确地思维，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

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伟大领袖，他老人家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因此他发动了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
　　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
　　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
　　　　
二、不证而论
　　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

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
　　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伟大领袖在内部讲话中就断然表示过他不相信有什麽“充足理由律”，因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 　　

三、乱用类比推理
　　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
　　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
　　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
　　　　
四、以“经典”作为论据
　　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
　　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爱的林副统帅真是吃透了中华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论语》的方式，下令编篡了小红书，用“一句顶一万句”的格言治国。该同志虽然不幸魂断大漠，却忘了把这种“三八作风”随身带走。只要看看网上那些稍微认真一点的文章，不是引古圣人，便是引洋权威，这其中理由何在却忘了说。
　　　　
五、以偏概全
　　最后一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偏概全，乱作归纳推理，把个别的、一时的现象当作普遍的和永恒的。这样的例子，翻开《四书》比比皆是∶
　　“巧言令色，鲜矣仁。”此话当然适用于敬爱的林副统帅和“星宿派”（注∶见金庸《天龙八部》），但似乎并不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倘如此，西方从推销员到政治家就没有一个好东西，因为他们推销或竞选时没谁不巧言令色的，而国内那些晚娘脸售货员似乎可以据此坚持她们的“丰矣仁”了。
　　“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此话不知根据什麽归纳而来。要让它成立，首先得定义何谓“祯祥”而何谓“妖孽”，在老芦理解，后者似乎是指那些气功大师们。然而此辈在汉武和明嘉靖之时极多，也没见人家亡国。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据说那是祯祥的象征，他老人家原该高兴才是，却吓得从此绝笔，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麽原因。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这乱归纳的传统，到了伟大领袖便登峰造极∶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嫖娼，我们就要嫖娼，敌人拥护民主，我们就要反对民主。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归纳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坏的，好的、善的确乎立不起来。然而如果把它推广到“破旧立新”上便大错特错了，因为第一，新和旧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旧，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旧的不一定就是坏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诸矛盾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矛盾，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观上，办事自有轻重缓急，此论作为一种策略尚有参考价值，虽然解决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导致“缓”事、小事的顺利解决。例如我现在有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件事要做。如果我饿得眼冒金星，文章显然是写不出来的，所以必须先去吃饭。然而胃里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并不提供灵感。“吃饭”和“写文章”这两个“矛盾”在本质上毫无联系。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纲举目张”而“一饭诗（矢）百篇”。在宏观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此论也确实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敌人防线的最薄弱处，对方也就溃不成军了。然而将此上升为国策，提出什麽“以钢为纲”、“以粮为纲”就是笑话。试问国民经济中什麽是纲，什麽是目？有哪一个行业是可以忽略、哪一个行当又是重中之重？科学中又有谁是“万王之王”，必须优先发展？
　　　　
　　以上五种重大逻辑缺陷，使诸子之书成了格言集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它们当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经验的结晶，但却不是逻辑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结果。然而两千年下来我们却只为其中的智慧闪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维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传统）加上“后天失调”（现代教育），便害得中国人成了不会逻辑思维的民族。
　　咱们的教育，实质上和当年八股文开科取士的应试教育没有什麽不同。无论学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复的规矩，让你把这套东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当长拳似的，而一个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来足挡，刀来棍迎，按师傅教会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门”。西方的教育是教你“万人敌”的本事，强调的是教会学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维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们却是教学生一套好拳脚，去应付考官想得出来的一切招数。
　　这种教育的结果，便是连数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会逻辑思维。许多人学会的是本行里那套严谨的规矩，却不会融汇贯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维方法，把它应用到别的领域中去，一进了社会人文领域便如同白痴，偏偏还要“挟理自重”，以为方程式便是洛书河图一般的东西。小芦在初中时即已攻读了苏联出的逻辑学教科书，而且是学校的平面几何状元，然而并未真正掌握逻辑思维的要旨。所以后来给“辩证法”风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为什麽一个数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个零还是零，并不会“螺旋式地上升”，向原来那个数回归。后来又短暂地狂热投入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文革，根本不去想想一个中国从未有过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又如何谈“复辟”。甚至在启蒙后，刚听到“基本路线”的“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时也并不觉得滑稽，没想起这“五十年内外”其实是个包括“一百年内外”的“开区间”。
　　因为不会逻辑思维，我们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会，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说”的愚昧、幼稚、狂热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谬的名堂，一出笼便能风靡亿万人民，人人如痴如醉，个个似癫似狂。“大跃进”、“文革”不必说，什麽“鸡血疗法”、“针灸治聋哑”、“饮水疗法”、“甩手疗法”、“磁疗”、“红茶菌”、“气功热”、“风水热”、“易经热”……实在是琳琅满目，蠢不胜收！至今我一闭眼，就想起当年某好友清晨起来愣灌下几升白开水，而未来的芦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风魔，每日数千次地来回猛甩纤纤玉手。当然，比起后来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树亲嘴“吸树精”、躺在地下“接地气”、参加张大师香玉的语言短训班学习“宇宙语”、“宇宙歌”的疯子们来，这实在也算不得什麽。
　　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此外更要停止将学生造成解题机，以彻底摧毁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的野蛮作法。其实在这方面，伟大领袖早有合理的教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要引进西方那种让学生在课堂上自由讨论，由集体或个人搜集资料，在教师指导下主动研究，完成课题的教育方式。说到底，治疗愚蠢的良药是合理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国家应作最大投资的项目s，是咱们学习西方的重点。

4.23

2010-04-23T07:05:00.000-07:00

今天想到的两个问题，先记下来

A.如果以一个相对客观的标准对待衡量一个集体中的人，那么人们由于自身条件不一样会受到很大的待遇差异，那么这个标准是公平的么？

我随便想了想：

1.什么是公平？没有绝对公平，那么这个相对公平的目的是什么？

2.问题不应该抽象为这么简单的模型，现实复杂且充满变数：分情况讨论

3.‘原则与妥协’的关系取舍

这个问题是看茅于轼老师关于知识产权的讨论时想到的。

B.一个非成文法（比如美国宪法）有些句子语义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不是大原则上的含糊不清）几乎是必然的，由于这种法律的不明确性，有时你的理解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理解不一样，可能你认为对的事情被最高法院解释为违法，但决定权在最高法院手上，从而造成损失（法律赔偿）

这个怎么看待？

这个问题是今天看一本法律小册子想到的。

Learn how to write before graduating.

2009-01-02T21:08:00.000-08:00

来自joel on software的 Advice for Computer Science College Students

Learn how to write before graduating.

Would Linux have succeeded if Linus Torvalds hadn't evangelized it? As brilliant a hacker as he is, it was Linus's ability to convey his ideas in written English via email and mailing lists that made Linux attract a worldwide brigade of volunteers.

Have you heard of the latest fad, Extreme Programming? Well, without getting into what I think about XP, the reason you've heard of it is because it is being promoted by people who are very gifted writers and speakers.

Even on the small scale, when you look at any programming organization, the programmers with the most power and influence are the ones who can write and speak in English clearly, convincingly, and comfortably. Also it helps to be tall, but you can't do anything about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tolerable programmer and a great programmer is not how many programming languages they know, and it's not whether they prefer Python or Java. It's whether they can communicate their ideas. By persuading other people, they get leverage. By writing clear comments and technical specs, they let other programmers understand their code, which means other programmers can use and work with their code instead of rewriting it. Absent this, their code is worthless. By writing clear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for end users, they allow people to figure out what their code is supposed to do, which is the only way those users can see the value in their code. There's a lot of wonderful, useful code buried on sourceforge somewhere that nobody uses because it was created by programmers who don't write very well (or don't write at all), and so nobody knows what they've done and their brilliant code languishes.

I won't hire a programmer unless they can write, and write well, in English. If you can write, wherever you get hired, you'll soon find that you're getting asked to write the specifications and that means you're already leveraging your influence and getting noticed by management.

Most colleges designate certain classes as "writing intensive," meaning, you have to write an awful lot to pass them. Look for those classes and take them! Seek out classes in any field that have weekly or daily written assignments.

Start a journal or weblog. The more you write, the easier it will be, and the easier it is to write, the more you'll write, in a virtuous circle.

就像Joel所提到的，通过明确清晰的注释和技术文档，其他程序员可以理解并且使用你的优秀的代码，而不是重写一段，普通的用户可以更好的理解你的程序的功用，从而发现程序的价值.很多优秀的代码因为程序员不知道如何传达他们的想法而被埋没,而Linux和Extreme programming被人们熟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者知道如何清晰有效得去表达这些想法，人们才能意识到：哦，这是个牛逼的东西

大一的时候程序从来不写注释，尤其是大作业，一个自认为还不错的算法最后却得了一个很让人觉得滑稽的分数，现在想想，也许是助教没能理解或者没有意识到这是个好算法，但这能怪谁呢？那么多程序和代码，很少人能在匆忙之中发现一段代码的独特之处，而你又没有清晰明确的技术文档，好吧,你没有机会了...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获得自我完成的满足与成就感，你可以选择不写注释，但是如果你要完成的是展示性的工作或者上交作业，那么还是想想如何去展示你的想法吧..既要把用户和助教当成白痴，又不能失去一个理科生和程序员的严谨

就像Joel所说的，你写的越多，你就会发现表达你的想法其实并不是很难，当你觉得它不难后，你便会更多得去写，恰好是一个良性循环.恩，我还是把这个Blog坚持写下去吧,还有下学期的 ACM选拔，不要忘了一个好的解题报告:)